2026年 03期
“人心必有所冯依”：鲁迅对佛家文化的接受
李怡;鲁迅对佛家文化的接受过程有待深入辨析。他对佛家文化的有意识接受不限于北京时期,也不止于1914年,而是一个贯穿终身的过程。进入鲁迅视野的佛家文化不限于佛经知识,也有对佛教艺术的广泛关注,当然也包括抄经、参拜、布施和亲近善知识等。一般研究认为鲁迅“褒小乘贬大乘”,但对于鲁迅的大小乘之议,不必过于夸大,鲁迅收藏、阅读佛家典籍的倾向,颇为复杂。他未曾从皈依者的角度判教,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批判的整体追求;鲁迅之于佛家文化的接受分作留日时期、北京时期及上海时期。与佛家精神深度相应的是北京时期,上海时期的鲁迅没有继续拓展北京时期的佛学体验,但依然在有距离的人生轨道上保持着对佛家文化的尊重。
鲁迅小说的回忆叙事综论
刘彬;鲁迅的《呐喊》《彷徨》中近半的小说采用了回忆叙事。回忆是这些小说生成意义的内在机制,小说人物回忆的主观性带来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些作品可以在多重向度上获得阐释,鲁迅小说言说不尽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大体而言,《呐喊》中“我”的回忆主要是向外指向社会生发出启蒙或批判意义,《彷徨》中“我”的回忆则多了一重向内指向自我、自啮其心的意义。鲁迅小说多从回忆中取材创作合乎他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的启蒙叙事需要,而他创造的“鲁镇”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独特性的回忆空间。
道裂文生：《怀旧》集合传统因应时变的文学试验
孙伟;经历了较为系统的西学学习并完成“以文立人”的自觉,再加以归国实践的历炼,鲁迅在辛亥革命之际以文言展开了一场小说创作试验,创作了《怀旧》。除了深受西学影响,明清重要文派中的观念,在文本中也不乏回声并有所发展。“山家故事”类的杂音不断突破桐城文派崇尚雅洁的“义法论”,以文道分离的趋势适应时代变化;“消夏写作”在承继浙江性灵派崇尚才情的风尚外,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着对社会变化的理解;“难民书写”将浙东史学派强调的史学经世发展为对底层民众生存问题的忧思。这些因素共同沉淀到《怀旧》中,将转型期中国重大社会问题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在以古述今、以个寓类的谐趣风格中,寓示着社会各阶层在时代冲击下的人心之变和历史发展走向。
文学原型与哲学命意——《过客》与《巴黎的忧郁》对读
蒋永国;鲁迅的《过客》虽然采用了戏剧的形式,但本质上是象征主义的散文诗。其文学原型和哲学命意,除了受到尼采的潜在影响外,还是鲁迅汲取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中的《异乡人》《每人有他的怪兽》《月的恩惠》养料的结果。波德莱尔通过《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对人类的苦难和死亡两个基本命题进行了现代性回应,鲁迅承继了波德莱尔这样的文学书写,借由《过客》“前往地狱”,并由此实现了他情感体验、生命认知和哲学命意的象征化。
鸱枭、诳人与王者——论《狂人日记》之“狂”人的多元重构
赵亮;以鲁迅“自文字至文章”的治学方法研究《狂人日记》,发现狂人兼容鸱鸮、诳人、王者等义。鸱枭黑夜活动、英勇善战,是鲁迅钟爱的意象,和文中的狂人吻合。作品中是否存在诳骗、谁在诳骗亦形成不同的真假结构。大哥说谎,赴任成为被吃的代名词。狂人表面赴任,内含诳骗,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狂人迫不得已赴任,骗了别人却无法欺骗自己;二是假赴任,真革命。序言中的古文叙事融合鸱枭的过往,古今互喻,分为三种:一是过去完成时,狂人赴任暗喻远古鸱枭的王者地位;二是以古喻今,既是过去,也是现代,狂人赴任意味着鸱枭一样的狂人继续革命;三是将来时,预示未来不再吃人的社会的实现。古今对视中,“狂”人的多元结构得以呈现。
《藤野先生》新论：一个“异样”留日派的自白
刘幸;徐添;鲁迅《藤野先生》开篇中关于东京的部分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这个部分中,鲁迅表达了对一些浅薄留日学生的嘲讽。这种感受和鲁迅在弘文学院的见闻是息息相关的。正是这种感情,以及对弘文学院师范科的观感,使得鲁迅在毕业后没有选择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而是远赴仙台学医。但是,学医失败的鲁迅,回国到教育部工作,恰恰和自己当初不愿深交的东京高师毕业生成为了同事,这给他造成一种难言的心境。现代评论派对鲁迅的攻击,恰恰是将他视同那些轻薄的留日学生,因而让他极为愤恨。关于自己的留日生涯,鲁迅曾有过漫长的缄默,《藤野先生》是打破这种缄默的沉痛自白。
闪跳、坟与“厌世派”文章——论废名小说的“意象”术
席建彬;废名小说的“难懂”有着意象化的理路,变幻的语义结构彰显出“乱写”的极端意义,勾画出错综复杂的文学图景;借由意象化的景致,时间性的死亡转换为空间性的意义安放与绵延,实现了死亡的诗意转化。以死亡意象为核心、生命的诗意与死亡的消沉互为表里的文体流变,突出了“厌世派”文学的特质,蕴含着意象化以及死亡美学建构的“孤绝”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