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1期
《出关》：一场对《道德经》的多维度批评
姜异新;鲁迅以《出关》这一历史速写，创造了孔子与老子的文学形象。小说中的叙事人如同一位现代批评家，立足于古今关口，戏谑反讽，看似“油滑”，实则以小说文体展开了一场对于《道德经》的多维度文学批评——从创作主体、写作背景、文本生成到接受环节，全流程观照。本文秉持作者不在场的文本中心原则，采用线性细读方式，逐层剖析《出关》的叙事肌理，呈现其作为小说形式批评的独特价值。
文史兼治的现代样本《故事新编》
李浩;鲁迅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创作时间长达13年，被称为历史小说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部小说集是鲁迅基于现代观念的一次中华文化回溯的实践，他广泛收集相关古文献，以此为基础用文学方式重述了中华文化发生早期重要人物的事迹，赋予其现代性的特征。鲁迅曾称《史记》“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1)。《故事新编》实践既是对《史记》的致敬，又揭示传统撰史方法现代化转型的可能路径，该著是中国传统文史兼治的现代化呈现的重要样本。
摩罗诗力的召唤——《山海经》与《故事新编》的诞生
乔丽华;本文梳理了鲁迅《故事新编》中的《山海经》元素，指出《故事新编》前四篇的创作构思、其中人物或背景与《山海经》有明显渊源，显示《山海经》这样一部有着奇异想象力的著作对《故事新编》的创作有重要意义，且这样一部童年时曾给予鲁迅心灵震撼的奇书，在彷徨低迷的“五四”后期再次激发起鲁迅的生命意志力。
复仇叙事中的“革命道德”问题——以《铸剑》为中心
李紫璇;《铸剑》的复仇叙事，一向被认为倾注着鲁迅有关中国革命及改革者命运的思考，其呈现方式却并非直接针对社会政治，而是在与周遭青年的接触、摩擦中指向了对革命主体道德责任与品质的思索。鲁迅通过改写古代传说，将一个现代革命道德问题揭橥出来。“复仇”一词在章太炎的论述中指向晚清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问题的思考，这种带有“复仇”色彩的革命论说，在鲁迅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中引发持续且强烈的回响。1926-1927年，鲁迅在厦门、广州见证国民革命的兴起和衰变，促动了新编“复仇”故事的动机，也是对革命道德问题的再一次回应。《铸剑》不仅表达着鲁迅在中国革命至暗时刻的困惑与反思，也是其对自身“黑暗思想”的清理与克服。
鲁迅的杂文艺术:谩诞戏拟与“反听”之辨
姜振昌;“谩诞戏拟”是鲁迅杂文捭阖中的“反听”思辨艺术之一。戏拟中无论是对原型进行转换还是扭曲变形，都是在表面看似乎是“市空无虎，谩诞妄语”的“陌生化”表现中，反映出对原型的“反听”亦即反讽关系。历史典籍和曾有的现实生活实情是戏拟的基本素材，演化为文体形式则是“元结构”对戏拟的“依赖与独立”。由此形成的轻松怡然、趣味十足的漫议风格与理性的哲学逻辑像被粘合在一起水到渠成，终以超常规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演示了特定时代政治高压下成年人的“童言无忌”。
《友人之书》与《朝花夕拾》杂文性的生成——以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法朗士之争为中心
赵灵玉;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回忆中挣扎的鲁迅遇到了法朗士用“闲话风”写的自传性回忆录《友人之书》。《友人之书》最初并没有对鲁迅的创作产生影响，但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推动了鲁迅对法朗士的学习。法朗士在《友人之书》中以自己纯真而富有想象力的童年经验，对成人世界尤其是学者们的理性、道德和虚伪进行了批判。而现代评论派诸人一边标榜理性和道德，一边又将陈西滢推举为学法朗士最“有根”的“学者”。在《友人之书》的启发下，鲁迅既解决了自己的部分生命困惑，又创造了与现代评论派斗争的新方式——通过书写童年记忆，批判成人，尤其是“学者”们虚伪的理性和道德。《朝花夕拾》中“闲话风”的童年书写实际上是对现代评论派的“西滢式闲话”的一种回应。
论《狂人日记》中“大哥”的多重角色与启示
袁少冲;“大哥”是《狂人日记》中仅次于“狂人”的重要人物，历来受研究者关注，但对他的专门研究相较“狂人”而言颇为薄弱。“大哥”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呈现的意义极为丰富:其一，“大哥”于狂人而言承担着多重的伦理性角色。除兄长之外，还有代言人、同学、封建家长、父亲、先生等。其二，在文本叙事结构中担负着多重的功能性角色。如作为连接“余”与狂人的中介，狂人与“常人世界”之间的最后纽带，促使狂人反思的关键因素，狂人试图推进启蒙实践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被启蒙者”。对“大哥”角色的充分挖掘，能反过来对狂人形象及文本内涵构成多方启示，并在小序的意义、仁义道德如何吃人、候补之内涵等方面引发连锁性的新阐释。